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1950年,在党旗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获得和平解放。

        1951年藏历新年初一,我家来了一个“折嘎”。那天天还没有亮,门口传来“吉祥如意,万事圆满”的说唱声。那时我才5岁多。我搁下玩具,从二楼顺着扶梯滑下,跑到大门后面,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个衣裳破烂、蓬首垢面、身单似叶的男孩,脖子上挂了一条又脏又烂的哈达,左臂挂着一件白色的羊皮面具,左手端着一个破木碗,右手提着一根长木棍。他整了整羊皮面具,轻轻地清了一下嗓子,便声音洪亮地朝着油漆大门说唱起来。

        “折嘎”,意为洁白的果实或吉祥的果实。原本是指西藏民众在庆祝狩猎丰收或喜庆盛会时,都得由一位年高德重的白发老人说一番祝福赞美的话。这种习俗沿袭下来,成为藏族聚居区一种专门的说唱艺术,即“折嘎”。藏历新年初一,大户人家都盼着折嘎来赞美几句,带来吉祥的兆头,这时也是折嘎说唱的好日子。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1960年的藏历新年,是个史无前例的新年,这是西藏平头百姓昂首挺胸的第一年,西藏历史翻开新一页的第一年,百万农奴获得翻身解放的第一年。难怪震耳的春雷提早在高原上空隆隆滚动,银装素裹的群峰闪着异样的金光,文成公主亲手栽种的唐柳提前吐出绿芽。我家和往年一样,大铜锅炸着摆设食品长形油条,象征五谷丰登的吉祥彩箭进行了重新装饰,大人小孩身着节日的盛装。

        初一早晨,唯一不同的是没有折嘎的说唱声,第一个推门进来拜年的是穿着军装的县工作队的刘队长。他领着十多个工作队员,手捧洁白的哈达来我家拜年。我家最大的变化是,过去那些忙里忙外干活的男女都分到了田地牛羊,各自独立门户。父亲拥护民主改革,把空闲的房子让给工作组住,也因此成了爱国统战人士。刘队长50来岁,身材魁梧,因高原紫外线和缺氧,脸色黑里透红,嘴唇干裂,但显得精神、庄重。他们在宽敞的客厅里按照藏族的习俗互敬哈达,母亲向工作组一行一一敬献由酥油花和青稞穗做成的吉祥“切玛”,还用银碗敬上青稞酒。

        大家围着火炉盘腿坐在藏式卡垫上。父亲说:“今天是喜庆的日子,连折嘎还没有来说唱,您就亲自赏光,非常感谢!”刘队长的双色球app专业版是个藏族军人,名叫扎西,浓眉大眼,高鼻宽肩,一身得体的黄布军服,配上闪着红五星的军帽、整齐的皮带、小巧的左轮手枪,显出一种英姿勃勃、神武有力的风采。扎西双色球app专业版完刘队长的话,便问父亲是不是很喜欢听折嘎。父亲说:“是啊,我每年这个时候都能听到折嘎清亮的祝福声,今年更值得祝福。”扎西不慌不忙,把端在手里的酒杯放在桌上,脱掉军帽和上衣,端端正正地站到客厅中央,脖子上挂了一条又宽又长的洁白哈达,面朝父亲和刘队长,大喊一声:“哈哈,恭喜,恭喜,吉祥如意!”接着整了整衣领,高山流水般地唱道:“藏历新年到了,今天是个好日子,看天,红太阳光辉照到了西藏;看地,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折嘎我来自东方,是开了珍珠山的大门来的,西藏洁白的雪山是珍珠堆起;折嘎我来自南方,是开了玛瑙山的大门来的,西藏鲜红的土林是玛瑙堆起;折嘎我来自西方,是开了翡翠山的大门来的,西藏绿色的草原是翡翠堆起;折嘎我来自北方,是开了琥珀山的大门来的,西藏黄色的寺院是琥珀堆起……”

        大家听着扎西的说唱又惊又喜,我奶奶更是喜不自禁,珍珠似的细碎泪珠,从她棕色的脸上顺着很深的皱纹滚落下来。父亲十分纳闷,扎西的折嘎怎么说得这么地道?经过扎西的介绍,我们才知道,他正是10年前来我家说折嘎的那个男孩。一番回顾感慨之后,扎西接着唱道:“今天我们再次相聚,祝愿相聚的人们,永远平安幸福……”客厅里又一次热闹活跃起来,歌声、笑声、碰杯声,声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

        藏历新年初六的深夜,天上没有云,月亮一露脸,满天的星星惊散了。扎西房间的油灯亮光透过窗纸忽明忽暗,我好奇地走到门口,轻轻地敲了一下,扎西把我让进屋里,并请我坐在床沿上。他手里翻动着一本薄薄的小书,此前我翻的全是厚厚的长条经书,从没见过这么小的书,不禁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书?”他笑了笑说:“这是党章。”我又问:“什么是党?”他沉思了片刻说:“党是最好的人聚在一起的队伍。”我再问:“那你是最好的人啦?”他摇了摇头说:“我干的是最好的工作,帮助所有有困难的人。”当时,“解放军”“共产党”“革命”之类的词汇如雷贯耳,但是我对其含义却不甚明了。我拉着扎西的手说:“我想当个最好的人,明天我就搬到你们那一起住。”夜深人静,我舍不得离开扎西的屋子,再次双手拉着扎西的手说:“反正我要跟共产党走。”扎西拉了一把椅子,对坐在我面前,这次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年龄小,要跟党走,得先让你去内地学习,学好了,就能成为党的人。”我一下搂住他的脖子,嘴巴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就这么定了,不能变。”那晚,我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通过扎西跟工作队长密商,过了两个月,我是瞒着父亲从家里溜走的,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学习汉语。

        离开家的那天,第一件事是与我朝夕相伴了10年的活佛老师磕头道别。10年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晨钟暮鼓,最终我却没有沿着父母规划的道路走下去,心里百味杂陈。活佛老师,除了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别无他语。当我无比恭敬地磕完三个响头,瞥见“佛祖保佑”的话还没来得及挤出他蠕动的嘴唇,那闪烁的泪光已漫过饱含担忧和祝福的眼睛,然后闭目垂首,就此道别。

        我转身跨出厚实的石头门槛,便开始上路。白天赶路,夜晚睡在路旁。那时,从比如县城到那曲地区400公里的路程,没有公路,只有牲畜蹄子钩出的小路,行人踩出的土路,还有野生动物经过的泥路。我们一行6个同龄顽童、3个护送军人、4匹驮物骡马,沿着山路围着大山左转右拐地行走,远处山顶白雪皑皑,脚下道路泥泞崎岖。这座山到那座山,看着就在眼前,甚至能听到对岸的人语鸟鸣,但中间隔着千丈深壑,从这边山头出发时是清晨,到对岸山顶时已是黄昏。除了翻山,还要走过一望无际的草原,无垠的空旷,无尽的死寂,使人孤单难忍,甚至胆战心惊。此外,还要渡过波浪汹涌的江水,蜿蜒刺骨的河流。高原上的江河水急浪高,没有渡船,只好根据水的深浅,要么绕山避水,要么骑马过河,被水魔吞噬的危险无处不在。一路的烦躁寂寞、艰辛劳累深深埋在心底,太多的思念、牵挂咽进肚子。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我们到了第一个目的地——那曲。

        从那曲再沿着通车不久的青藏公路,向第二站——甘肃夏东火车站进发。这一路全程近2000公里,要翻越唐古拉山、昆仑山、青海南山、日月山等15座大山;要跨越安多河、楚玛河、沱沱河、通天河等势如万马奔腾、又如狂怒巨龙的25条江河;还要经过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寸草不生的戈壁滩,险象环生的沼泽地,夏软冬硬的冻土层……

        最终,西藏解放后第一批送往内地学习的130多名脱了袈裟的僧童、走出深宅的少爷、放下羊鞭的牧童,还有挣脱锁镣的农奴后代,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跟着党,平等地聚在一起。我们分8辆军车,在解放军一个排的护送下行进在青藏公路上。

        那时西藏平叛刚结束,局势不稳,一些流窜的土匪在公路沿线抢劫破坏,我们每辆车顶上都架着机枪,五六个解放军战士随时观察着四周的动静,冰冷的枪口时刻等待出击。过了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大伙总算喘了一口气,可是又进入了辽阔的那塘草原,四周一望无际,寒风中,除了望不穿的迷茫和叫不应的寂静之外,一无所有,笔直的公路突然在雾气浓密的草地上消失了,汽车只能在草地上顺着横七竖八的车辙走,泥泞、水潭、草坑阻挡着行驶。这几辆不知在这条公路上跑了多少趟的久历风尘的军车,每次停歇后的发动都十分艰难,前头咳嗽,后面泄气,声音像炸雷震得人耳朵发麻,车身猛地一跳,车上的人颠得东倒西歪,齐声尖叫。一次,坐在车尾的一个男孩,像一块布袋似的被抖落在草地上,幸亏没伤到要害。

        从比如县城出发,历时3个半月,我们终于到了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1965年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2015年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在火车站,学校的教职工夹道欢迎,掀天的锣鼓,醒目的横幅,鲜艳的花朵,还有洁白的哈达,欢声笑语,洗刷着每个藏族学子的疲惫和委屈,笑容绽放了,眼睛闪亮了。颗颗珍珠一样晶莹的泪珠,顺着黑里透红的脸颊滚落下来,只好用衣袖和嫩黑的手掌,擦了又擦。



        1958年由邓小平题名、创建于古都咸阳的西藏公学,是我认识和接受现代教育的开端,同时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藏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莘莘学子的母校。

        在雪域西藏,圣洁的珠穆朗玛峰直插云霄,俯瞰着大地。千百年来,它以其永恒不变的庄严,护佑着一代又一代的藏族子民繁衍传承,生生不息。在往昔,由于地域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藏民族子女除了能够接受一定的宗教教育之外,很少能受到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教育。这种状况直到西藏解放才开始发生变化。

        西藏公学,不仅是我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我人生历程迈出的第一步,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到学校后,我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从汉字“你、我、他”,汉语“吃饭、睡觉、你好”开始学起。学校刚刚筹建,国家又急需人才,边建设、边教学是当时的教学方针。刚建不久的校舍算不上富丽堂皇、宏伟壮观,但简朴大方、干净整洁。闪着亮光的黑板,乳白色的日光灯,厚重崭新的红木课桌,已经为我们这些学子创造了优雅清静的学习环境。

        我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倪,他个子颇高,走路极快,威仪俨然。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同学们都有点怕他,每次见到他都要绕着走。我们这帮藏族学生,从入学的时候开始学说汉语,老师为了鼓励大家大胆说,就给每个学生发10粒黄豆,学生之间在一起交谈时,谁要是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表述,那就要罚一粒黄豆给对方。一个学期下来,谁的黄豆最多,谁肯定就是汉语说得最流利的学生。倪老师在清点我们的黄豆时,要是发现哪位同学没交出几粒黄豆来,他的脸色就显得很严肃,我们的内心则忐忑不安。正是这种严格的要求,使我们5年就学完了从小学至初中的汉语课程。

        我们的汉语老师姓陈,他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藏语,他相貌堂堂,并且能歌善舞,据说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所有同学都特别喜欢他,他对同学们从学习到生活都关怀备至,哪个男生的头发长了,他就帮着理发。在冬天,有同学被冻出了鼻涕,他会过来掏出自己的手帕帮忙轻轻地擦掉。他们是父亲吗?不是。他们是母亲吗?也不是。但他们胜似父母。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平凡的人格中流淌着高尚,他们严厉的情感中饱含着挚爱,他们朴实的作风中透露着硬朗。他们就是党培养出来的最为可亲、可敬、可爱的人。他们常说:“你们是党培养的建设西藏的接班人,我们有责任把你们带好。”至今,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他们的谆谆教诲还时常回响在我的耳边。

        就我个人而言,有一个老师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姓陈,教写作。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能写小说,有人说他是作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很欣赏我的作文。每次把全班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他就在课堂上亲手发给每一个学生。先发最差的,依次而下,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发。作文后面他都写上评语,一般写上“差”“好”或是鼓励几句。最差的和最好的,他都写上详细的原因。我的作文经常是最后发,有许多次他亲自将我的作文朗读给全班同学听,有时他还把我的作文从作文簿里撕下来,连同评语一道贴在教室的墙上让大家看。当时不知是出于上进心还是虚荣心,反正老师这么一鼓励,我可来劲了。3000个单字还没有塞满我那小小的脑袋,我就跑到图书馆借来《红楼梦》《家》《春》《秋》等名著,半通半不通地阅读。除了名著,我喜欢读一些武侠神怪小说,当时老师把这些书贬为有害的闲书,不准学生阅读。我认识图书馆一位管理员,他是个哑巴。我慢慢地和他交上朋友,连哄带骗地从他那里借阅那些“禁书”来读,但又怕被老师发现,于是白天把书压在褥子里,夜里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来读。那时我梦想着将来当个作家,因为作家这个称谓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高贵,那样的神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两字就像灯塔、似航标,一直引领着我不断进步。

        正是这些老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我孜孜不倦的教诲,使我迈出了人生最坚实的第一步。



        此后,我又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后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学习;1973年,我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新闻专业,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步。随后,我从《西藏日报》开始迈出人生的一个个崭新步履:从一名普通记者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再到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是党给予我动力,让我伴随西藏和祖国的发展进步而成长。当然,一个人职务的升迁也许并不能完全说明能力和贡献的高低大小,而孝敬好父母、抚养好子女、善待好邻里以及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一样能体现人生的意义。

        在我看到一座座冰川雪峰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个藏族儿女渴望知识、渴求教育的目光,那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的目光,它流露出来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千年期盼!同样,我还看到了,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后,更多的人被党的教育这把金钥匙改变了命运的事实,看到了自治区的兴旺发展,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

        想到这里,我越来越多地回忆起那些教过我的老师来。他们的身影依次浮现在眼前,我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我今天的一切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我尤其怀念那些离开人世到达彼岸的老师,比如,戴着黑框深度近视眼镜、腋下始终夹着皮包的张老师;经常身着灰布衣衫、脚穿圆口布鞋的高老师;说话有点磕巴、几缕白须飘拂胸前的周老师;还有邓老师、王老师……当我每次听说有哪一位老师不幸辞世时,总是震惊多于哀悼,惋惜多于忆念。我对先走的老师们的缅怀犹如烈酒、犹如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

        今年,我的母校西藏民族大学已经跨入了“知天命”之年,50多年的风雨岁月已使她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成长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高校。

        前年,我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看看我那朝思暮想的恩师以及流连难舍的校园。我一一地看望了每一位仍然健在的老师,并且邀请曾经给予我教诲的10多位老师一起相聚就餐。忆当年、看今朝,叙旧情、谈当下,他们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好在大多头脑清醒、耳聪目明,大家谈笑风生,甚是开心。我在高兴之余,也有几分担忧,我不知道我和老师们的下一次相聚会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下一次相聚时还能不能见到每一位老师。

        我漫步在母校的校园里,一点一滴地追寻着过去,感受着几十年来的惊人变化。过去尘土飞扬的泥土球场,现在已被绿草茵茵的体育场所取代;过去的平房矮棚已荡然无存,一座座气派不凡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当年留存的几幢教学楼虽然依旧古朴端庄,但经过内外装修,如今已披上了漂亮的新装;一排排整齐茂盛的林荫大树,取代了过去凌乱不堪的电线杆子……当时略显苍凉的校园,如今呈现的是一派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小桥流水的动人景象。我感叹于母校的巨变,也为现在的学子们能够在如此优美的环境里求学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一切都是因为党的关怀、党的恩情。


原刊于《中国民族报》2021年4月23日

 

        丹增,藏族著名作家。1946年12月生于西藏比如。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曾任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现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