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康巴作家群为国内文坛奉献了不少佳作。作为一个以四川甘孜州藏族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创作群体,像意西泽仁、达真、格绒追美、尹向东、高旭帆、雍措等,围绕康巴的一切,建构出了一个别致的“本土世界”,为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经验。毋庸置疑,在他们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他们这片热忱的土地,民族文化、民俗风情自他们一出生便浸润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也竭力汲取着其中丰厚的文化资源,并使之成为他们创作中用之不竭的灵感。因此,受到地方文化熏陶的他们,选择以本土民俗文化为积淀,以康巴风貌、历史传说、地方文化记忆为蓝本成为必然。无论是辽阔的草原、神圣的雪山、奔驰的骏马等自然景观,还是神秘的宗教体验,往往都带有特定的民俗寓意,被赋予了浓厚的象征意味,传递着康巴藏族的生活信念,使之成为当代小说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原乡的记忆——物态象征的生活空间


        无论身处何方,每个地方的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故乡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中心感的确立,往往基于个体的深层感受,常与特定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总是会“通过一种地区意识来定义自己。”康定七箭生于康定、长于康定,于他们而言,这片土地是其他地方都不能替代的存在。这片土地是他们的故乡,也是他们创作的源头。故乡,为作家,特别是描写故乡经验的作家,“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了故乡的人们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在这个系物桩上,联系着的正是作家生活过的世界。这个世界恰恰是民俗、宗教产生及存在的空间条件,任何民俗文化、宗教信仰都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要真正解读他们的小说,必须透过文本中具有鲜明特征的生活空间 ,展望作家记忆中的故乡——原乡。

        格绒追美说:“故乡是我的母亲。我在故乡母亲那里,不仅获得了生命,得到了故乡山水、精神的滋养,还因此获得了灵魂和信仰的如意之宝。”将故乡融入生命的尝试,使得作家们将传说和神话中的每一个事件与自然界中一些不变的方面——岩石、小山和山脉,甚至树木——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我依怙的村庄,有金沙江支流的定曲河滋养,闭锁于巍峨雪域的几瓣褶皱山系间。定崩桑是故乡河谷的神山,也是最高的山峰。它披着青褐色的岩石袈裟,衣服微微向东南方向躬身的姿势。传说,这是因为格萨尔王为雪域大地分配财宝时,定崩桑迟到了。除了这座大神山外,小小的神山、居于其间的山神、精灵不计其数。”不言而喻,所有的内容都直指或意指作家们的故乡的雪山、草原、村庄等自然景观。所以,在作家们心里,康巴的风俗、风情、风景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了,在他们的文字中会不自觉地播散出他们的乡恋情结。达真说:“我生活在青藏高原东缘——康巴藏区,生物界将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视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而康巴藏人数千年就生活在海拔3000米至4000米的禁区上。在不通公路的年代,只要你踏上这片土地,就不难发现,康巴人的眼神里流露出对变幻莫测、喜怒无常的大自然的极度恐慌和无助,手中的转经筒准确地表达了人们的祈求与希望。”康巴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它寓示着生活在高原“禁区”里的藏族人们,时刻体验着生存的艰辛。他们凭借着长期的游牧和典型的农耕方式,与残酷的自然争夺生存空间。他们创造出的民族文化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生活在康巴地区的作家们,充分借用了生活世界里感受到、体验到的藏族民间的传统文化,确保了有关原乡的一切在小说创作中对故乡回忆的复刻。这种复刻多以民俗事象展开。以藏族服饰为例。在达真的《康巴》里,锅庄女主人阿佳穿“一套阴丹蓝藏装,藏装里面是洗得雪白的衬衫,腰间系着红、黄、蓝相间的围裙。”尹向东的《风马》里,江芳迎娶妻子央金,“那天她穿着红色藏装,身上缀满黑白相间的九眼石、黄色蜜蜡、红色珊瑚,以及黄金、白银镶嵌的腰带。头上扎满小辫,配着小颗的红珊瑚珠。”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的符号,它具有装饰作用,也用于区别于其他民族,直指某个民族、某个地方的人。藏族服饰正是该民族群体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标志之一。再以藏族锅庄为例,锅庄,是藏商、汉商赊购批销茶、酥油、糌粑、康盐、奶饼等物品的场所,也接待一些客商、驮脚娃住宿,提供清茶和糌粑等藏族传统食物。它作为康定汉藏商贸交往的重要场所,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场所,也是集藏族建筑、饮食等为一体的藏文化载体。在达真的《康巴》里,“随着汉藏茶马互市的日渐兴旺驿站逐渐成为兼职贸易的锅庄。康定大大小小的几十家锅庄,构成了支撑云登家族的巨大基石,正如马帮口中唱出的:‘金子一样的打箭炉,藏地独一无二的锅庄是土司的腰和腿……’”在尹向东《风马》里,仁泽民和仁立民初到康定,被王怀君骗走了马,便在锅庄和商铺乞讨,后来被罗家锅庄收留,此后便在罗家锅庄干活。“外面院子大部分房里都堆着码放整齐的茶条,四个缝茶工人坐在檐下,正埋头将茶叶缝进牛皮里。里面的院里,一些穿藏装的驮脚娃混合几个穿长衫的人,正在谈生意。”年纪大的仁泽民在锅庄帮忙,要么是帮来锅庄的藏人商贩卸货,要么是帮锅庄里将赶赴远方的藏人们给马上驮子。年小的仁立民就替锅庄客户的牛、马喂草料。私奔后回到康定的仁立民,去了汪家锅庄当缝茶工人,继续生活。在这特定的场所,可以集中展现藏族日常生活空间的一角,唤醒作者的族群记忆,让读者见证并触碰到藏族文化的一角。在康定七箭的小说中,对特定的服饰和生活场所的描写是具有共性的,它们是展示藏族文化的两条小说。作家们笔下发生在康巴历史变迁中的故乡故事,无论是对物质民俗的描绘,还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缅怀,都被作家以一种自如的创作状态还原了,构成小说独特的文化景观。


二、故乡神话——宗教情怀的神圣世界


        通常来说,空间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空间的表征,所以,特定的空间与特定的文化之间是有着“血脉关系”的。任一民族的文化、信仰在这一民族生活着的空间里都是可寻的。四川省甘孜州作为我国藏族主要聚居地,为苯教流传盛行之地,也是藏传佛教后弘之“下路弘法”的发祥地。就连在卫藏不被接受的“觉囊派”,因政治历史因素而传播至此的东巴教、基督教(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在此立足、发展。“康仁信奉佛教,久而益虔,万众身心,全系于此,盖其人省乐于出世,文化基为五明。”“西康教育普遍成为佛教教育,文化为五明文化,人生为出世人生;普通民众有好善恶恶,勤苦耐劳,寡欲知足之美德;优秀分子多具深广智慧、博大胸襟与峻洁行为,故虽地带荒寒而社会极为安定,推本寻源,实在于此。”在所有类型的群体中,他们都会通过某种适当且有意义的形式将深信不疑的价值观表达出来。

        于藏族而言,宗教等同于一种信仰民俗,“它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不仅体现在宗教观念和情感上,还体现在宗教活动的‘表演’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乡土世界里的每一个人。”对藏民来说,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等同于宗教生活的。作家念及自身与更广泛现实世界的关联,常常在日常叙事中融入宗教话语,让日常按照宗教的逻辑展开。

        对大多数藏民的情感,通常来说,首先指向佛、神灵,然后才是人,所以在他们的生活认知里,处处是佛、神、圣的显现。也因此,在藏族作家的小说中,宗教的神圣与人世的世俗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交融的状态,互为表里的二者共同促成了藏族文化景观的构建。简言之,具有神圣性的宗教体现在意识、精神的维度,必然会干预人的社会生活,具象在世俗的神话、仪式与禁忌、节日、庆典等。比如,达真在《康巴》里宗教人物的塑造,“格勒活佛从五谷盒中不时地撮起五谷抛向空中,口里念念有词地用他厚实的左手向云登的家人一一摸顶。”“阿旺活佛坐北朝南,僧众在他的左右一字排开,活佛闭上双眼,摇响铜铃后诵经声开始,伴随着是蟒号和钹、鼓的吹奏和敲击声,事先由意西涅巴安排好的桑烟开始飘起……”活佛、喇嘛在藏族小说中是典型的宗教人物,他们的身份介于神与平凡人之间,行事完全以教理为指导,对尘世的见解富有哲理,往往成为世俗正义的代言者。在达真的小说《康巴》里,昌旺土司与浪波土司之间的边界纠纷事件,因“神”的介入得到解决。绒巴作为土司的继承人,代表着世俗权威,当他找不到最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地方土司的领土争夺问题时,就选择了“天断”。这种划分领土的方式,将事情发生的结果归结为天的旨意,人的命运、部落的命运因而主动交给了一只“受戒”的大公鸡。这看似荒诞的仪式,却因为戒律对动物的洗礼赋予公鸡神性的色彩,活佛的在场与指导,加强了天断的仪式感,使得整件事笼罩在宗教文化之中,足见世俗权威在宗教面前的退让。

        当宗教被作家放置在民众琐碎的日常里,日常中的一切都有了一种泛神论意义上的宗教感。这在藏民家中的经堂尤为突出。这个放置着菩萨神像、佛教经典的房间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空间的范畴。在这个空间里,家庭成员往往还会举行一些宗教仪式,或是祈求神灵护佑,或是悼念生命……于是,这个地方成为了日常生活里宗教信念集中的显现,进而获得了一定的主体性意义,拥有了一种神圣的意味。在达真《康巴》中,云登格龙土司家设有经堂,他每日都会去的就是经堂,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也都会去经堂求得心灵安慰及菩萨庇佑。郑云龙也在家设了经堂,锅庄女主人白阿佳的后院也设有经堂,他们都会去经堂添灯敬香、诵经祈福。尹向东《风马》中土司家最重要的地方也是经堂,日月土司睡在经堂,他的儿子江升担心他,除了学习时间,都在经堂替他祈祷。格绒追美《隐蔽的脸》中雅格的老喇嘛也睡在经堂。经堂作为藏族信仰的物质空间,被视为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与神灵联结的地方,承载了家庭宗教活动的功能。因为信仰的力量,让他们的心灵在经堂得到抚慰、得到安宁。从这些世俗向神圣靠拢的行为,透露了康巴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意识深深地扎根于当地人的生活。离开了这些具有信仰的心理、行为描写,康巴便也消逝了。

        抽象的意识与隐蔽的心理,源自民间、民俗、日常之中。透过个体生命的活动与地域、民族联系在一起、融合于一体的表述方式,形成了作家们特有的一种文学表达。因此,当他们书写自己置身其中的地方故事时,佛教文化就自然地像盐溶于水一样,溶于小说创作中。当宗教的“神性”注入文学文本中,就被贴上了形而上的标签,文本也发出了“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其实质是在将生活中实在的佛教文化通过文学的想象引渡到小说文本中,唤起自己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的认知或认同,在标识异质文化的同时,加深小说的空间魅力、艺术感染力、文化穿透力,彰显这片地域文化的丰饶神奇和绚烂多彩。


三、边界书写——民族作家的寻根之旅


        康定七箭是生活在藏区且主动选择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他们在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冲击的同时,还面临着汉族文化的“包围”与汉族语言的“侵蚀”。

        语言,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切换,寓示着作家本人在两种不同的思维逻辑里切换。在汉语和藏语之间自在穿梭的作家们,将两种语言有机混合后,赋予了汉语新的审美向度。民间口头文学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母语思维。从藏语民间歌谣、民间谚语这类民间文学为素材库,摘取并译为汉语,继而展开描述,这种转写的方式,必然要对藏语本身的语素、语法进行解构,之后再重构。这种从内部的改造,将藏语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融入了汉语当中,使之呈现一种奇特的美感。这在作家小说文本中由汉语书写的藏族方言、歌谣最为生动。比如:在达真的小说《康巴》《命定》,作家在人物对话中特别引入“哦呀——好的”一词,营造出藏语沟通的氛围。另外,还有一些描述或者指向事件的方言在文中多处出现,撒拉如己——吃够了的,打狗——帐篷幽会,龙达——敬神的经文纸片等。在《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作者格绒追美在汉语书写中加入了不少康方言,如人物关系的称谓,阿斯——阿婆、阿觉——父亲、布超布姆——年龄相仿的人。除了藏方言,不少作品里还嵌入了歌谣,一面服务于文化景观,且使藏民人物形象立体化,人物性格更为丰满,比如在尹向东的《风马》里有对藏族民歌《溜溜调》的借用,弟弟仁立民与卓嘎私奔七天,回康定途中与中年夫妇喝酒吃肉,两夫妇趁着酒兴对唱起了《溜溜调》:“叫声情妹我的肝,没有把你忘一天……”一面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例如达真《命定》在上部“故乡”里出现了歌谣,“白云飘蓝天,风儿挡不了,水往低处流,横桥挡不了,姑娘要出嫁,母泪挡不了。”这暗喻了贡布与杜吉为得到雍金玛的爱情故事。

        同时,在藏族神话、传说、史诗、故事和谚语歌谣等民间叙事体裁中,有大量的比喻与象征。小说中汉语形象化的描述,则继承了民间叙事各类体裁表达的形象化思维模式。如:绒巴夫人对白色的憧憬,“那是神山在同云朵交谈,是白色和白色的交谈。”以及郑云龙对自己经历的描述,“一阵冷风使郑云龙想起了从太德寺飞出的那只鸟,他想:‘在浓烟蔽日枪林弹雨中飞出的鸟儿不就是一只涅槃的凤凰吗?也许飞出就是种重生,此时此刻我不就是从巴安的战火中飞出的鸟儿吗?也许是天威赐我的一种解脱。’”可见,作家们跨语际的书写行为,将作品一脚站在汉语世界,一脚站在本民族文化里。这样的表达方式,一方面要求去本土化,也就是放弃少数民族语言去运用汉语进行书写;另一方面基于对本土的书写,通过文化诉求、思维逻辑、语言表达,再次回归到本土化的书写。同是藏族作家进行汉语书写的阿来谈及此,说道:“藏语变成汉语,汉语对话必然隐含藏语的思维模式。”

        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中提出的“场域”的概念,即场域指的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以关系系统彰显在事物或者社会体制中。活跃在四川省甘孜州这片土地上的作家们处于边地,这个场域有几层含义:一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远离藏族文化中心西藏;二是藏族族群“偏安”于西南,藏族族群也处于相对的“边缘”;三是虽同为汉语的语言书写形式,却区别于主流的汉地文学。在他们跨语际的边界写作中,建构和导入民族民间文化的内容,就是他们建构一个有着藏族本土意味的空间,具体体现为民俗“镜像”。在这个镜像符号中,小说所描述的乡土经验和风土人情,都是作家本人自我体验地有意识呈现。

        不置可否,他们使用汉语写作,保留藏族思维模式,是对本土性文学的维护;他们的边界书写,对地域文化极尽可能的刻画,更是他们确立文化身份意识的一种积极的文学实践。这既是他们的小说异质性发生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自我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表征。意西泽仁是四川康巴地区老一辈藏族作家,出生于四川甘孜州,幼年、青年的生活及工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成名后的他,也没有离开生养他的康巴藏地。故乡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在他的《大雁落脚的地方》(新中国后藏族作家创作并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和《松耳石项链》《巴尔干情思》《康定通话》作品中,都能看到鲜活的藏民生活,就像身临其境一样,走入草原,看见了蓝天下一望无垠的牧场和地平线上散落的帐篷、牛羊。他的小说集笔下的人物,都是小人物,凝结着“游牧民族的人道主义”。康巴藏族的善良与朴实,都浓缩在他们对生活环境的宽容,对生命的信念,对未来的企盼。虽然《松耳石项链》是一部非纯粹描述藏区乡土经验的小说,但是对在牧区与都市间游荡的主人公而言,一串有着象征着民族文化的松耳石项链,可以帮助自己确认自己的归属,依然可见,作者有意识地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的他对本民族血脉文化的体认。另一位以忠于生活为创作原则的作家高旭帆,先后发表了《山吼》系列、《八公》、《古老的谋杀》、《三月的阳光》等作品。这些作品多集中在崩岭山这个地方,通过对崩岭山自然环境进行描写,还原现实中的康定与泸定沿大渡河谷山地,烘托当地人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用乡言乡情塑造出了一个个山民性格的典型人物;深入到具有象征性的当地民俗,“使它能在历史文化高层面上更深刻地、更完整地把握和反映生活,使小说获得历史感”。

        当代藏族作家们“汉语书写”和“边界书写”,无疑都包含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他们被困于民族血缘中,双重的文化身份导致他们陷入了自我认知的精神危机中,模糊的身份边界使得他们在寻找“原乡”“家园”的精神还乡之路上变得含混。就他们的藏族身份而言,包含了多重认同。首先是国家、民族意义上的族群认同,其次是文化族群的认同。与此同时,作家个人(主体)在汉藏文化的夹缝中,在自主选择前提下,对自我身份的期许、接受与认同是第三重认同。不同的文化土壤对人的浸染,会使得作家的个人化的表述,特别是在他们创作叙事中对人物文化身份设定的“旺彩双色球性”上,透露出他们对身份的困惑,比如小说人物在不同民族文化圈游弋,寻找、建立“原乡”的行为与心理。尹向东的《风马》,讲述了两兄弟仁真多吉、仁真翁坤为躲避仇杀,被迫离开草原,在康定生活的故事。康定是一个多元文化圈,对以语言来识别人的藏区而言,不同村寨/部落之间的方言多少都有些差异,哥俩初入康定,被取的汉名,是典型的“异乡人”烙印。由此,藏名的被迫舍弃和汉名的绑缚,使得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康定对于两兄弟而言,初入时是“远乡”,扎下根来变成了“家乡”。兄弟在康定生活,哥哥老实做工,弟弟不安于世,与人私奔。待弟弟回到康定后,哥哥为找弟弟已经离开了康定。两兄弟再会时,一眼识别出对方,异口同声叫的都是对方的藏名,他们的性格也发生了相反的转变。随着年月的增长,生命经验的积累,专属于他们的藏名越来越模糊,复仇的力量与信念慢慢流失,熟悉的草原记忆不断地成为陌生的族群文化异质,到后来,两兄弟只是康定的仁立民和仁立泽。这些转变都在暗示,潜在的族群认同和自我确认的艰难。最后,哥哥仁立泽被诬陷,继而被枪决。弟弟仁立民酒醒后发现,与妻子青措刚建好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并不是梦。房屋本身,除了遮风避雨的实用功能,更深层指的是“家”,含有“落地生根”的寓意。因为有家的地方,才能落地生根。两兄弟失去家园,来到远乡,却在历史和命运的裹挟中,失去生命,也再一次失去“家”。随着族群交往的频繁,各民族间的个性和差异,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康定这个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地方,“边缘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需求越强,随之而来的身份困惑的焦虑与危机感越来越普遍。虽然他者文化范畴包括大民族下部落之间的差异,但只要当边缘人不被他者文化接纳和认可,就将加深个体的孤寂感。因此,融入、流浪与寻根,就成为他们不得不做的选择。

        在历史的浪潮里,四川甘孜不再是固定的模样,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原始”状态。在工业化的参与下,出生、成长在高原土地上的作家们,接受的是藏族传统文化的哺育。达真的《康巴》讲述了在土司权力逐渐被消解的情势下,以三个家族的兴衰为主要内容,将康巴百年的历史跃然纸上。其中穿插的历史事件,宗教发展的汇聚史,以及包罗万象的藏区自然风物和乡风民俗及人生百态,虽然是作家对民族认识的“主观想象历史”,但是作家本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民族认同下深切的民族情感却是不容忽视的。寻根,是作家们对故乡文化深情地回望,能够帮助作家们在汉藏文化交叠的现状里观望“原乡”,确认滋养他们创作的本土文化,继而唤起他们心底的民族自豪感。

        人群和生活会塑造特定的文化,也会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这一切的根源来自地域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地域塑造的人群包括了写作主体和写作主题。反之,写作中出现的那些饱含文化冲突且充满张力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特质。康巴特定的地域环境,塑造了一批精神与肉体双重混血的人。康巴藏族作家作品处于主流之外的边缘,这不仅铸就了他们身上承担的文学使命,也铸造了他们的心理、情感、文化模式的在汉藏文化之间游离的双重属性,并直接显现在他们的文本中。即使是不同的故事,都一致对藏族的风情、风土、风习进行了描绘,流露出他们的困惑与焦虑。从小说对康巴藏地的地貌和康巴人精神风貌的深描来看,这恰恰就是一种寻根,是他们以个体的身份怀念、塑造和贴近他们的族群身份。小说透过文本构建的“康巴”是他们记忆中“原乡”,构建成他们迷惑却仍想皈依的“故乡”。他们的“寻根”行为,不仅仅是在用文学方式记叙历史,也是以此为基点,进行适当延伸,侧重的是对文化的深思,对民族未来的叩问。


结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即使位于边缘的康地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改革的潮流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渐渐发生了改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代化、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促使民间生存的一些“土办法”被丢弃。这在社会发展进程上来是一种前进,但在延续民族民俗文化层面来看是一种丢失与倒退,特别是盲目且不计后果地丢弃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藏族文化景观在文本中的呈现,已经成为了读者对藏族文学的一种“期待视野”。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创作在自我阐述的急切愿望下,通过最大限度地对地方性知识和具有民族特征的内容进行表述,既脱离了文学审美的需要,也忽略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需要,而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描绘,以期为读者提供一幅陌生的“风俗画”来构建一个陌生的文学空间,达到文本的陌生化效应。

        康定七箭敏锐地捕捉到历史的潮流和当下发展的趋势,“扎根于民族文化与信仰……用心、用富有民族色彩的叙事来寻求根本性的个性文学表达”,是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记忆对故乡日常经验的描绘、对故乡风俗人情的再现,不仅如此,作家对自我阐释的欲望与文本本身的诉求存在着紧密的互文性,承载着现代化进程下受他者文化强势影响下的文化焦虑。由此,作家们出于叩响族群意识、寻根族群身份而创作的“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文化自救、身份救赎的行为,承担了民族生命诗意深描的使命。可见,康巴藏族小说之所以能够在多民族文学世界熠熠生光,不仅因为文本表层景观再现的真实,而且因为其中融入了作家的创作立场、叙事伦理、身份认同、族群记忆等审美特征,令读者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康巴多元语境下的藏族的前世今生,认识到一个民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可能走向。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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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宏欢,女,青年评论家,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