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正式公布《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全文,并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向全世界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从此,西藏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并永远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伟大历史转折。

  这一天,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新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开篇之作——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班于当日隆重开课(此时中央民族学院尚未正式成立)。我有幸作为该班首批30名学员之一,从此开始学习藏语文和藏族文化,继而从事对藏族学生教学和相关学术研究工作,与西藏和藏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这种珍贵的情谊,甘之如饴,历久弥新,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图为开斗山在北京家中阅读《西藏日报》

  1929年正月,我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一个普通农户,家里本无力供我上学,仅因我读书好,先是意外地被私塾先生免费收学,后又幸运地被当时的国立小学章校长赏识而破格录取,我这才有机会读书。在战乱中,我勉强读完中学,适逢桐城解放,我经过培训后参加革命工作,仍如饥似渴地坚持学习,终于在1950年夏天考取了当时设在芜湖市的安徽大学中文系。

  作为农家子弟,我入学后虽然享受着国家的助学金,但在经济上仍十分窘迫。1950年末的一天,我在校园公告栏里看到一则中央民族学院组建招生的海报,中央民族学院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发放被服及津贴费的优厚条件,对我极具吸引力,便立即报名参选。经过严格考核,我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由中共华东局教育部颁发的《中央民族学院录取通知书》,我记得上面还标注有:“学制不定,随时根据国家需要到边疆地区工作。”

  我们报到的地点是北京市国子监,中央民族学院第一批学生只有我们藏语班的30人,大都是在读大学生,其中有6名女生。创设这个班的最初目标,是通过半年左右的藏语培训,让学员们粗通藏语文,配备到进藏部队中担任双色球app专业版,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我们这个班,配备了高规格的领导干部和师资力量:国家民委派来了红军干部胡佳宾同志担任学院秘书长,主要负责领导藏语班;班主任由著名的回民支队政委白振河同志担任;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季羡林、于道泉、马学良、林耀华、李有义、马约翰等著名专家学者为我们授课。于道泉先生教授藏语,辅导老师是格桑居勉、土登尼玛、洛桑曲珍三位先生。

  藏语班的生活条件在当时可谓十分优越,国家免费提供全部被装鞋袜和生活用品,伙食是县团级的中灶标准,每月伙食标准15万5千元(旧币,下同),另外每人每月还发3万元的津贴费。我作为贫苦农家子弟,非常珍惜和感恩这种机遇。

  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尤其对我们当天正式开课的藏语班来说,可谓是双喜临门。这天晚上,我们藏语班的师生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沿着国子监周围的雍和宫、北新桥、宽街、交道口、安定门大街游行,热烈欢庆西藏和平解放。斯情斯景,恍如昨日。

  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开学典礼在国子监小礼堂隆重举行。藏语班女生黄布凡、李佩杰代表学院教职员工,向出席开学典礼的领导敬献了鲜花。

  “十七条协议”签订,解放军把红旗插到喜马拉雅,中央决定我们这个班暂不进藏,继续完成本科学业。

  藏语班在国子监学习三个月后,搬到北长街的一处院落,白天就在大院里的核桃树树荫下上课,被同学们戏称为没有校园、没有教室、没有图书馆的“三无大学”。在此期间,有个别同学不太安心学习,胡佳宾同志针对这一苗头,及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经过一年的基础藏语学习后,学院安排全班到当时西康省实习,实习队师生30余人从北京出发,辗转到康定,再由康定骑马进入实习地点康定木雅区的贡嘎寺。贡嘎寺坐落在海拔3800多米的贡嘎山半山腰,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物资供应全靠马队从康定运来,每个月往返一次。尽管如此,我们都能克服各种困难,积极乐观地学习和生活,主动走访藏族群众家庭,除了练习口语,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助民劳动活动,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和科普知识,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营造藏汉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在实习期间,贡嘎山的一草一木和藏族群众的纯朴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触动了我们写作的灵感和激情,我与好友王尧合写了《康藏高原的早晨》《夜宿藏民家》《牧场上的爱情》《扎堆老人的心事》等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海《文汇报》等报刊发表。

  1953年5月,经过近一年的实习和锻炼,我们满载而归,返回北京继续进行专业学习。1954年夏,我们学完了本科课程,经严格考试,全班30名同学都获得了藏语文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这是新中国高等院校第一次颁发藏语文专业本科毕业文凭,非常值得纪念。全班同学除了2人被抽调到中央部委工作外,28人全部留校,我被分配到预科部,负责教授藏族同学学习汉语,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与藏族学生结下深厚师生情

  在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多使用汉语讲课,尽量要求藏族学生理解和使用汉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当时缺少汉语培训教材,我就到魏公村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头天晚上我先读一段原著,并将大意译成藏文,第二天晚自习时先把要学的内容先用汉语讲一遍,训练学生们的汉语听力,再用讲故事的方法教授汉语,使同学们带着兴趣去学,汉语水平提高较快。由于我所带班级学生的汉语成绩好,引起学院及预科部领导的关注,其他老师只带一个班,我后来却带了两个班,每周24节课,工作量非常大。我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只能以勤补拙,加班加点工作,认真备课和批改作业,工作紧张却很充实。

  藏族同学纯朴、热情、善良,对老师特别尊重和虔诚,我在教学过程中,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和友谊。1957年初夏,我得了传染性重感冒,被学校医院隔离治疗。学生们得知我患病,全班到医院看望我,被于佳祥主任阻拦,于主任和同学们说:开老师得的是传染病,必须隔离,不能探视。同学们纷纷说:“我们不怕,我们要看开老师”。同学们没能从门口进入隔离区,就搭起了几组人梯,踩着肩膀爬上高墙,纷纷跳入隔离院内,女生们也和男生一样翻墙入院。同学们见我持续高烧、精神不振,女生先哭了,随后男生们跟着哭起来,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班的学生年龄不等,个别人甚至还比我年长,隔离室内哭声一片,个个成了泪人。

  这些同学毕业回到西藏工作后,仍然十分牵挂我,有的同学每逢新年还专门给我寄来哈达,表达美好的祝愿。藏族同学这种真诚挚朴的情感,让我永生难忘。

  我从1954年大学毕业起直到“文革”初期,一直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其间一共带过多少藏族同学,已难以统计。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藏族民间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明显,风趣幽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性。我在教学中鼓励同学们结合汉语学习,讲述各自家乡的民间故事,师生们教学相长。我从藏族学生那里了解、采撷到许多珍贵的藏族文化宝藏,由我个人或与王尧、庄晶等联名编译,以诗歌、故事、散文等体裁陆续投给报刊杂志发表,向内地读者宣传丰富多彩的藏族民间文学艺术。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因为身体原因,逐步离开了教学一线,转而从事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参与编撰了《格萨尔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风情录》等著作,受聘担任《中国文学大辞典(少数民族卷)》编委。

  我们家的“西藏情结”

  受我的熏陶和影响,我们全家都有浓郁的西藏情结。我爱人吴碧云1974年响应组织号召,积极报名参加国家机关援藏教师团,在西藏最为艰苦的那曲地区工作了两年,与同事们一起创建了那曲中学,为西藏和那曲地区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受到当地领导和藏族群众的高度赞誉。1982年,她和黄灏先生共同编纂了《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是当时国内外第一部全面展现仓央嘉措生平、诗作及其研究、评论文章的集著,引起了热烈反响。将近40年过去,黄灏先生和吴碧云都已去世多年,但这部书仍不断被再版和传播。长子作为国家部委援藏干部,两次进藏工作,累计达七年之久,他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恪尽职守,圆满完成援藏任务,先后荣立三等功和二等功。次子作为环保工作者,为了筹建西藏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多次进藏,努力协调、沟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成拉萨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顺利建成投产,为发展西藏环保产业、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高兴地看到,我的孩子们现在都有了自己的藏族兄弟和亲密朋友,“藏汉一家亲”的理念和行动,在我家会一直传承下去。

  70年栉风沐雨,70年筚路蓝缕。参加过1951年5月28日中央民族学院欢庆西藏和平解放游行的存世者现已屈指可数,老叟今年九十有二,有幸见证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沧桑巨变和伟大成就,藏族人民当年在新民歌中对翻身解放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现在都已成为现实:北京金山上的金色光芒普照雪域高原,公路、铁路和飞机航线像无数条圣洁的哈达,把首都北京及祖国内地与西藏紧密地连结起来,西藏各族人民正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康庄大道上……我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为西藏和藏族人民做了一些有益工作,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当前,西藏正和全国各地一样,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完全相信,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一定会让世界屋脊更加令人神往、更加灿烂辉煌!

  祝福西藏!祝福藏族人民!扎西德勒!(原标题 学好藏语建设新西藏——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作者简介

  开斗山,安徽桐城人,1929年1月出生。1951年5月由安徽大学中文系转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藏语班学习,成为新中国首批藏语文专业本科生。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教授藏族同学学习汉语。副教授,199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