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冷眼慈悲1.jpg       2021年到来的时候,和我们谈起虚无和无常的万玛才旦,又忙碌起来了。他结束了《气球》的工作,离开了电影节,再次回到了片场,片场依然在青海。他的同事把照片发在朋友圈里,雪山壮阔,松树高大落拓,结满了霜花。

       凝视

       一个红色气球闯入视野,于是有了一部电影。电影《气球》的由来,是电影史上一个美妙轻盈的故事。

       大约十多年前,秋冬交替时节的某个晚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万玛才旦走在中关村附近,看到街上飘着一个红气球,觉得特别美,是个特别好的电影意象。一个故事在他心里发生了——关于避孕套,关于特殊年代里一位藏地女性在信仰和现实之间的生育困境。十几年后,这个故事终于成为电影。除纪录片外,《气球》是2020年院线上映的华语电影中,豆瓣评分最高的一部。

       看到一个气球,思绪随之飞走,这是万玛才旦生活里常有的出神时刻,是一种类似天性的东西。在青海贵德县的老家村子里,万玛才旦从小就是个沉默寡言、喜欢坐在教室后排的学生。他不喜欢跑来跑去,但只要坐着,看着某个地方,比如一滴水、远处的山,或者墙上的斑点,就能从现实里抽离出来,进入想象。

       如今他已经是一位导演,年过五十,头发已经有些灰白,本质的东西依然没变。在《人物》与他的四次会面中,他始终温和、礼貌,带着他的新书做礼物,采访时也有问必答,但回答总是简短,也很少主动开启话题。在圈子里万玛才旦同样以寡言著称,常常在大家聚会聊天时,他会被一句话击中,然后出神,开始想故事。有人开他玩笑:「你平时不说话,电影里人物说那么多话,是不是你的话让人物都说完了?」他笑一笑,还是不说。

       万玛才旦觉得,听和看,比说更重要。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只眼睛。一只长在手心里、俯瞰人间的眼睛。是有一年他在西藏一个寺庙里看到的一幅古老壁画的局部。他很喜欢,就做了头像。

       这种凝视世界的眼光,也出现在万玛才旦的每一部电影里。《气球》的故事是从一双孩子的眼睛开始的。小男孩透过吹了气的避孕套,看着藏地的天与云、草原、摩托车,聊天的父亲和爷爷。《塔洛》开头,是12分钟的固定机位长镜头,只拍这个牧羊人背《毛主席语录》。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第一个镜头是导演独自伫立在群山之间,前30秒,人的动作几乎是凝固的。

       万玛才旦的电影风格鲜明,偏好固定机位、长镜头,少用近景,人永远是小小的,在高远的天地之间。2020年12月,在北大的一次放映会上,一位北大学生问到他为什么产生这种偏好,万玛才旦说,他希望形成一种客观的视角。”特写镜头往往带着主观强调,引导观众去看某些东西。而固定的全景机位,观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凝视,选择关注什么。“

       这种凝视不仅仅是镜头本身,还是对人的态度。万玛才旦的电影里,主角总是一些破碎的、不完美的普通人。作为孤儿长大的、陷入爱情的牧羊人,喜欢《西游记》的小喇嘛,随着剧组去寻找往日爱人的藏族姑娘,不知道该不该堕胎的母亲……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的电影:“没有国际媒体的头条,脱离了官方媒体以及双色球网上游戏业所制作的梦幻风景片,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个体在转变及入侵中的挣扎、对于他们鲜活的日常体验的探究。乡村穷人和处在现代发展风口的生活方式,是万玛才旦最熟知的,也是他最擅长驾驭的主题。”

       大概七八年前,影评人王小鲁曾经和万玛才旦有过一次关于电影的聊天。之后他回听录音,发现万玛才旦有很难得的一点,没有“妄语”:“他不回避问题,也没有禁忌,也能够非常谦虚地去领会你的问题。知道什么就回答什么,非常节制,我后来想起来佛教里面有个词叫妄语,不妄语,这个词他是有的。”

       2020年12月中旬,《人物》对他第二次采访时,我们再次谈到他微信头像的那双眼睛,他讲到佛教里一个概念:人是有第三只眼睛的,打开这只眼睛,人的智慧会更开阔。他也希望有那样一双眼睛,它代表的是智慧,是慈悲。智慧不是聪明,“像有些电影里是有一些小聪明的,或者聪明,但达不到智慧的境界。有些导演他是能够达到智慧的境界,像伯格曼、阿巴斯,其实是在用一份智慧在拍电影。”

万玛才旦:冷眼慈悲2.jpg万玛才旦最新电影作品《气球》

       逃离

       万玛才旦的老家,在青海贵德县的一个村子,在高原的褶皱里、黄河边上。在他长大的那个年代,人们大多靠种地和牧羊为生,世界高远而缓慢,他也很早就开始放羊,独自在山里呆着,很早就觉得孤独,常常陷入幻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更多活在主观世界的人。

       这是藏地整体的精神气质。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一次采访中说,高海拔地区的人容易产生一些幻觉,古代西藏一些僧侣的文学作品里幻想的成分很强,写实的部分反而很弱,一些历史的著作里面也充满了幻想、传奇与魔幻,这也许是一种文学传统。

      导演德格才让,是万玛才旦多年的好友和工作伙伴。他对《人物》说了一个故事,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藏人的精神世界——藏地有许多人是相信有UFO存在的,在德格才让小时候,他父亲常常会去县里买一些科幻杂志,上面都是各种飞船,在闭塞的牧区见到这些读物,人们会觉得珍贵,脑子里天马行空:“那个片区的人,是生活在一种宗教信仰的架构下,他会本能地相信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大千世界存在。他们愿意去相信,不觉得有什么稀奇。”

       对年幼的万玛才旦来说,这种幻想很早就有了另一个承接的载体,那就是电影。

       在他上小学时,村里来了一支勘探队,要在黄河边修一个水电站。勘探队会放一些内部影片,像《狐狸的故事》《佐罗》《十万火急》,还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后来,有一部叫《智斗美女蛇》的国产电影,他印象很深。其他电影里正面人物都美丽英俊,反面人物则长得猥琐,但是这部电影里,有个之前总是演反派的演员,最后被证明是地下共产党员。年少的万玛才旦已经有一种敏感,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一种颠覆。

       那种敏感,还来自于现实生活的荒诞。万玛才旦在文革快结束时出生,有一些对文革前后的记忆,比如村里的寺院被改造成了小学,孩子们就在寺院大殿里排练革命节目,歌词唱道“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另一次放映队来放电影,时间紧急,必须在下午完成放映,全村只有寺庙是唯一达到放映要求的场地,人们就把幕布挂在大殿中心原来放置佛像的地方,放了一场爱情电影。

       他今年51岁了,还记得那样一个画面:神圣的宗教大殿里,孩子们喊着革命口号,或者看电影里男女恋爱。那次的观影经历,给了他最初的、关于世界的荒诞体验。直到现在他走进寺院,依然会想起。

       整个青年时代,万玛才旦始终在寻找出路,不停地离开学校又再回去——他考入中专,毕业后做了四年老师;觉得不甘心,又继续读大学;毕了业进入体制,还是不甘心,又回到学校读研究生。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人生的关键词是“逃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18岁中专毕业时,他做老师的工资已经有90多块,当时是一份体面的收入,白天上课,晚上就埋头阅读,他读《红楼梦》,读《米拉日巴传》,读俄国文学,也读过好多本琼瑶。书读得越多,越不甘于当时的处境,他提出要考大学。那时他已经跟教育局签了6年的合同,工作人员让他写保证书——保证即使考不上,也不能继续当老师。他二话没说,要了一张纸,就在窗台上写了这份保证书。

       这种决绝也一直指引他往更远处走,直到遇到某种机缘——他在西北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时,到了北京的国家双色球app专业版局实习,偶然间看到一个资助项目,可以供藏地的学生去学习喜欢的专业。漫长的时间里,他对电影的热情没有消磨。初中时在县里的电影院看电影,高中在州上,每个周末都看。而在那个时刻,那种喜欢又被唤醒了,进入电影业似乎成了一种可能。

       他马上写下这份申请:关于自己为什么想读电影专业,需要多少钱,他学了电影将对藏区有什么意义。这份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原本保留的体制内工作,也不要了。

       进入电影学院那一年,他32岁,已经结婚生子。他形容自己的性格,是一些冲动、一些执着,认准的事情就要做。在电影学院,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一些人前半段走得相对顺遂,而他是经过了十多年,才最终从藏地的小乡村,抵达了这里。

万玛才旦:冷眼慈悲3.jpg西装:COMME des GARCONS

鞋:THOM WILLS

       命运

       刚到北京电影学院时,万玛才旦想拍的题材,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

       在第一学期的课堂上,学生们要提交剧本,万玛才旦写过一个叫《吐蕃秘史》的剧本,讲的是吐蕃时期,当时的赞普朗达玛在藏地发起“灭佛运动”,摧毁佛寺,僧人四散,安多地区的一个隐居者决定刺杀赞普,他想出了一个类似荆轲刺秦王的方法——用藏戏做幌子,在演戏时用藏在袖子里的弓箭杀之。这就是佛教的复兴运动。

       故事里还有枝枝蔓蔓的细节——赞普头上长了角,这是个秘密,为他梳头的丫鬟都会被杀,但一次他不忍心,放过了一个哭泣的丫鬟。丫鬟心里藏着秘密,憋得慌,有一天去旷野喊出了这个秘密,风一吹,秘密就传了出去。

      这个故事是神话,也是史诗,浪漫宏大,是万玛才旦真正的文化底色。但他得到的反馈是,这种故事不能拍。这里面涉及政策原因,也有投资和市场的原因,是非常现实的状况。史诗电影是主流世界的特权,类似《吐蕃秘史》那一类的电影,“只能是你想象中的电影,是一个愿望”。

       正在那个时候,万玛才旦看到了阿巴斯和其他一些伊朗导演的电影。那是另外一种气质,朴素、克制,但同样有力量。他们电影里那些村庄、街道、小人物的生存状态,那种气氛和情绪,让他沉浸,很相似的东西打动了他。主动或被动地,他做了一个转向,把目光投向现实题材。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谢飞老师,看到了他的才能。他曾评价万玛才旦的剧本:“非常小的事,但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不是藏族人是写不出这么个剧本的。”在谢飞的支持下,万玛才旦拿到了电影学院的拍摄资金,拍出了自己的毕业作品《草原》。

       20年后,在望京一个咖啡馆里,万玛才旦向《人物》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用了一个词是“命运”:“像我这样一个出身、这样一个地域出来的人,完全没什么资源,但是靠机遇拍出了一部电影,真的好像是命中注定。”

       2004年,万玛才旦毕业,回到藏地拍摄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拍摄藏地的纯藏语电影。万玛才旦看重真实的质感,选的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僧人的扮演者是僧人,小活佛的扮演者也是小活佛。当时还是胶片拍摄,摄影机一开,就要上千块,片中老爷爷的扮演者本就说不顺台词,一听到花费甚巨,更紧张了。这个本来设定在新年发生的故事,从路边的树上落雪,拍到了树长出嫩芽,在磕磕绊绊中完成了。

       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在当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那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那一年是中国电影百年,而藏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第一部自己的电影,它还得到了主流话语的肯定。

       消息传回藏地,有了各种有意思的反响——大家激动、高兴,人们聚起来喝酒庆祝,还有人甚至开心得砸了电视机。接着就有人问,有没有奖金。还有人虚构说,万玛才旦得了30万奖金。见到万玛才旦,他们好奇地问:“你拿了多少钱?你发财了!”

万玛才旦:冷眼慈悲4.jpg       碰撞

       《静静的嘛呢石》得奖后藏地发生的一切,就像一个隐喻——艺术反思与宗教传统,作者表达与藏地现实,这二者既矛盾又相互映照。

       万玛才旦曾在许多场合表达过:他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家乡的真实故事,再现藏地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而多年来,他也被广泛评价为一位脱离了奇观化、用自我书写为藏地“还魂”的导演。他的作品被认为最能代表藏地,同时也因为这种视角被藏地审视。

       2020年《气球》上映前,用的是另一版海报:红色的避孕套在上方,底下是一个佛像,佛像是反的,本意是一个镜像。万玛才旦觉得它有冲击力,直接表达了电影内容。但这版海报在藏地遭到反对,有人认为把避孕套和神圣的佛像放在一起,是对佛的侮辱。这版海报因此被撤下。

       这些年来,几乎万玛才旦的每部电影,都会与藏地的观念有或多或少的碰撞。比如《撞死了一只羊》里的酒馆老板娘,是一个被许多影迷喜欢的形象。但正是这个形象,被藏地一些观众认为不能代表藏族女性,她们是勤劳的、质朴的,而这部电影把老板娘塑造得太情欲了。

       再之前的电影《塔洛》,里面有一首藏族情歌,被用作了电影推广曲。而在藏地,大家很少公开唱情歌,这是文化的不同。万玛才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他后来回老家,就老有人跟他讲:“看你的电影搞得我们很尴尬。”

       另一种碰撞不在于电影细节,而关乎主题与审美。万玛才旦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他曾经的录音师德格才让说,是深刻的,作家气质的。他合作过的摄影师罗攀说,“他电影里最重要的是藏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生命观,以及独特的幽默感。”与他相识多年的影评人王小鲁说,他的电影是思辨的、疏离的、有强烈作者性的。

       而这些作品在藏地遇到的反馈,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撞死了一只羊》在北京首映时,有一位藏族观众站起来问:“导演,我上次看《塔洛》也没看懂,这次也没看懂,你什么时候能拍出一个我能看懂的?”当时全场观众都笑了。后来有一次饭局,德格才让的一位朋友问他:“德导,我问一个问题,那个人开了15分钟卡车是啥意思?”他指的是,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的开头,前15分钟是司机金巴沉默着开车以及他的一些状态的部分。

       更早之前,拍《寻找智美更登》的时候,剧组去藏地的一个师范学院交流,一个学生“腾”地站起来问:“老师你怎么不拍一个武打片?你可以拍类似于《莲花争霸》或者《黄飞鸿》。”

       万玛才旦至今的七部电影里,很多藏地观众觉得《五彩神箭》最好看,这是一个政府投资的电影,也是万玛才旦在电影圈子里名声稍小的一部作品。德格才让说,藏地观众喜欢,是因为“终于听到有音乐了,而且画面也不是长镜头了,帅哥很帅,美女很漂亮。老百姓就说这个看懂了,又好看,这个才像个电影。”

       这种矛盾跟藏地本身的审美有关系。观众们置身于深厚的神话叙事传统,他们喜欢《魔戒》,喜欢好莱坞大片,在藏地最受欢迎的内地电视剧是《西游记》和《白蛇传》。王小鲁觉得这很正常,他也曾经带着《静静的嘛呢石》到过玉树,想给小喇嘛们看,“他们是看不下去的,他们开着越野车,跳着街舞。”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就像你把贾樟柯的电影给汾阳人看,汾阳人也会更喜欢看《魔戒》,这是同一个道理。”

       王小鲁和万玛才旦在十多年前相识,看过他所有的电影,也和他做过数次访谈,还写过研究藏地电影的文章。王小鲁觉得,万玛才旦的思辨性,他的爆发力,他强烈的态度,是一览无余的。

       孤独的牧羊人塔洛,想回到草原深处好像又回不去的时候,拿着爆竹点燃了自己的手;《老狗》里老人家的狗,很多人去偷、去买,老人家不卖,最后宁愿把狗吊死了;还有《气球》里小男孩因为身上有颗痣,和去世的奶奶身上那颗痣长在同一位置,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但那颗痣在梦里是可以拿下来的,是贴上去的。这是万玛才旦对宗教温和的反思,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思辨的态度。

      当万玛才旦向我们回顾他与藏地的关系时说,“你从小在那样一个文化环境里成长,你天然会相信这些东西。但当你离开了那个文化语境,接受另一种知识体系、另一个世界观,你就会有对自身文化的反观或者反思。”

       王小鲁在某一年偶然听到万玛才旦做过一次藏语讲座,当时他很惊讶,那是他第一次听万玛才旦自由地、毫无障碍地用藏语表达。他意识到,万玛才旦身上是各种机缘的汇合——“他的年龄和成长经验,他的文学性、对藏地的思辨。而且他对藏文化如此熟悉,他是能用藏语进行讲座、用藏语写小说的人。他又进入电影学院……各方面的机缘都到了他这儿,让他成为今天藏族电影符号性和代表性的人物,这就是他的天命。”

万玛才旦:冷眼慈悲5.jpg       新的藏地电影人

       2020年11月底,万玛才旦在北京参加《人物》年度演讲的录制,在现场,他说到“红气球”的“红”字时,稍微带一点口音,他不好意思,向工作人员道歉,主动要求再来一遍。从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汉地,已经二十多年,他依然会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而紧张。

       几年前,《人物》的另一位作者曾在江南某个城市遇到过万玛才旦。那几天食物全是河鲜。按照藏族习俗,万玛才旦不吃水里的生物,只一个劲夹凉拌萝卜。直到某一天,服务员端上一盘水煮牛脊骨,万玛才旦用手撕下牛肉,慢慢放入口中,“那个动作熟练得就像呼吸一样,和他整个人浑然一体。我们顿时被食物拉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时空……在江南,万玛才旦终于因为一块牛肉安心起来。”

       2017年底,万玛才旦把家从北京搬回了西宁。这里离他的老家和父母都更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生活在忙碌与悲观无常之间。

       现实生活里,他写小说,拍电影,做监制。只要有藏地的年轻电影人递剧本过去,他都会帮忙看一看,要是做监制,则要从剧本到宣发,费尽心力,跟完全场。交往多年,王小鲁知道万玛才旦是个不会周旋的人,他到了西宁,万玛说约上见一见,那就肯定不是客套,就会真的抽出时间来陪你,虽然还是不多话。他待人真诚,这跟他的电影气质是一致的。

       但这些行动的源头,类似族群的责任和使命,与人的本质无关。在和我们的谈话里,万玛才旦数次谈到随着年龄增长,他会有一种更深的虚无感,跟身体的变化有关,跟身边发生的事情有关,跟经历有关,也跟宗教有关系,也因为天性里的悲观,他头发灰白茂密,声音很轻:”所以有时候又觉得,创作可能也没什么意思。“

       这种矛盾始终在他身上存在——这次采访后没多久,他推荐德格才让给我认识,作为这篇文章的外围采访对象。德格才让为他的多部电影录音,今年完成了导演处女作《他与罗耶戴尔》。他说我也可以跟德格才让聊聊他的新片,也许可以帮这部电影做些宣传。

       德格才让是在电影业里与他共事最久的人之一,亦师亦友亦兄长。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刚到电影学院上学,过了一两年,他叫上旧识松太加、松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让,一起到了北京。他们就租在北影附近的黄亭子小区,从早到晚拉片,从CD到硬盘再到网络下载。三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万玛才旦内敛,但爱唱歌。松太加外向,咋咋呼呼的。德格才让则慢半拍,性格天马行空。毕了业,三个人就开始拍电影,万玛才旦当编剧/导演,松太加摄影/美术,德格才让录音/音乐,合作了好些年。到后来每个人都找到自己想拍的主题,都做起了导演。

       随着时间推移,你会看到这群藏地电影人身上长出不同的东西来。

       德格才让最想拍的,是藏区人的幽默。他在这里出生长大,熟悉那种植入骨髓的诙谐。只要稍微熟一点,人们就会互相开玩笑、取外号。每回在藏地拍片子,总会有几个活宝,现场永远充满欢声笑语。大家没有那种阶级感,谁的玩笑都开。

       他觉得那是以前的电影没有呈现的另一个藏地。于是他拍了《他与罗耶戴尔》,一个公路片,里面的角色是个年轻人,也是他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那些人,那些说完一句话就会哈哈笑的人,那些啥也不说但都要笑一下的人。电影里那些笑点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生活真正的质感。德格才让说,不需把片子贴上藏地电影标签,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的故事,他更愿意把它归类为青春片。

       影评人王小鲁还认识另外一些藏地电影人,他们与万玛才旦并不相识,也学习电影专业,进入电影业,他们有的在城市长大,有的拍的是恐怖片。他们代表的是藏地电影的另外一面。

       2021年到来的时候,和我们谈起虚无和无常的万玛才旦,又忙碌起来了。他结束了《气球》的工作,离开了电影节,再次回到了片场,片场依然在青海。他的同事把照片发在朋友圈里,雪山壮阔,松树高大落拓,结满了霜花。